来源：大力如山
90年代初的深圳，空气里到处都躁动着金钱与机遇的味道。
那是如今年轻的券商从业者们，难以想象的草莽时代。全国证券公司的数量，甚至比现在都要多得多，各地但凡能拥有一两家证券营业部，就能申请成为券商踏入中国资本市场的前沿。
那时的券商江湖，都围绕着上海和深圳这两座双子星。上海有著名的申银、万国、海通，深圳也有三家头部：特区证券、中行证券、国投证券。
上海那三家的著名就不用多说了，现在的从业者们大多也都听说过。深圳的前两者，虽然如今少有人听说，但在当时也背景显赫。
其中的特区证券更是由“南廖（廖熙文）北管（管金生）”中的廖熙文掌舵，不仅是那个时代的天之骄子，也被以“全国第一家专业证券公司”的身份写进了历史之中。
相比之下，只有国投证券在6家之中略显边缘。
它当时的全称是“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”，在那个信托与证券尚未分业的年代，虽然被称为券商，但更像是一个无所不包的金融杂货铺。
1987年，深国投一度濒临破产，亏损6000多万，还背负一亿多的美元债务，为此人行深圳分行调来了李南峰。
这位行伍出身、又在川大教过书的金融学者，带着一种挽狂澜于既倒的使命感，用一种稳扎稳打的方式带着深国投起死回生。
当廖熙文和管金生在资本市场呼风唤雨时，李南峰带着尚未信证分离的国投证券，走了一条更为务实的路线。
虽然不如特区证券那般光芒万丈，却在后来漫长的淘汰赛中，成为深圳的老三家头部券商中唯一活下来的那个。
历史是残酷的。
当年风光无限的特区证券，后来改名为了巨田证券，最终也难逃被招商证券托管的命运。
而背景深厚的中行证券也几经沉浮，早在1995年就被央行接管，随后第二年被广发银行收购并入了自己的证券业务中，成为了如今广发证券的一部分。
唯有当年最不被看好的国投证券，在1994年信证分业的大潮中独立出来，更名为国信证券。其中“国信”二字，正取自“深圳国际信托”的缩写。
这个名字，如今成为了深圳乃至全国证券业一个绕不开的符号，也是深圳本土金融力量的一面旗帜。
两个姓胡的男人
如果说是李南峰让国投证券活了下来，那么真正让国信证券在江湖上立腕的，则是两个姓胡的男人。
1996年，面对无法完全掌控南方证券和招商证券的局面，深圳市政府决定改组国信证券，将其打造成完全属于深圳的全国性券商。浙大老师出身，时任深圳证管办副主任的胡关金，被派往国信担任总裁。
那时候的中国证券业，国泰证券、华夏证券、南方证券这三座大山巍峨耸立，中金公司、中信证券等豪门也已孕育而生。只能行业夹缝中求生的国信，更像是一个家道中落的破落户。
胡关金上任后，开出的药方是金融机构至今仍惯用的猛药：开源和节流。
在节流上，他在那个年代就率先推行末位淘汰制，将员工收入与支出严格挂钩。在开源上，则是在公司内部设立电子商务部，挖来了红岭中路营业部的总经理段文清，搞出了国信自己的“银证通”。
行业内最早搞出“银证通”的，是依靠招商银行强大背景的招商证券，但却被国信后来居上，并积累了大量早期高质量客户，成为了国信在经纪业务上称霸多年的基石。
胡关金时代，还是国信“成家”的阶段。真正让国信完成“立业”的，是将狼性注入公司文化的继任者：胡继之。
2002年，深交所副总胡继之调任国信证券总裁。同样出身人行系统的胡继之，选择了一条更为彻底和激进的业务路线。
他在国信推行了一种被称为“准企业家”的模式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把每一个营业部、每一个投行团队，都变成一个独立的核算单位，每一个团队长都是这个核算单位的老板，就像企业家一样。
在胡继之的治下，国信当时的68家营业部，就像68个独立的狼群。头狼拥有极大的自主权，也面临着极大的优胜劣汰压力。他们甚至可以为了抢夺客户，在内部进行残酷的厮杀。
数据说明了一切成效：当年仅靠这68家营业部，国信就拿下了全国前五的交易额，排在其后的银河证券，却拥有200多家营业部。
国信这个极高的“营业部均产值”神话保持了很久，其中常年霸占龙虎榜的红岭中路和泰然九路营业部，更是成为那个时代散户心中“涨停板敢死队”的代名词。
不仅是在经纪业务上，在投资银行和卖方研究领域，国信也是行业内最早给出高薪激励的券商。
2004年底，国信在《证券时报》打出震撼业界的半版广告：
高薪招聘首席分析师，开出的价码是年薪50万。
在那个年代，别说卖方了，连大部分公募基金经理都拿不到这个数的薪水。
所以这种高薪激励机制，很快就吸引了老君安的一批顶尖分析师集体投奔国信，国信研究所迅速崛起。
老大哥在这期播客里还跟我回忆道，除了卖方研究，投资银行条线会给保代支付的高额签字费，听说最早也是从国信兴起的。
那时候的国信人，每一个都嗷嗷的努力工作，因为只要你能干，公司就真兑现。
一个巨大的结算中心
然而，硬币总有两面。
极致的激励机制，就像一针强心剂，将国信变成了一台高速运转的赚钱机器，但也将其异化为一个巨大的“结算中心”。
老大哥在播客里跟我解释那种氛围和感觉究竟是什么：
“公司就像一个结算中心。员工只跟公司结算就行了，干多少活，拿多少钱，至于公司的长远发展、品牌荣誉，员工们不会考虑。”
当利益足够大时，忠诚是不存在的，底线也是可以浮动的。这种氛围在投行条线尤为明显。
2004年保荐制度实施后，国信再次展现了它的业务嗅觉。当其他券商还在观望收缩时，国信就接手了大鹏证券的投行团队，并推行“准合伙人”制度，也就是后来被不少券商都沿用的“大包干”制度：
只要你有资源、有项目，你就可以拉起一支团队，成立为公司的投行几部。
因此，国信的投行部一度扩张到500多人，形成了多个团队，甚至光在深圳就命名到了投行十几部。
在创业板开启后的盛宴中，这个模式让国信赚得盆满钵满。但在巨额利益的诱惑下，道德风险也开始在各个角落累积。
国信投行部的老员工李绍武，利用家人名义成立公司进行PE腐败被查，涉案金额巨大。曾在国信工作九年、出过三本书的谢风华，成为国内首个被国际刑警通缉的保代。还有那位著名的“债券一姐”孙明霞，最终倒在了债市风暴中．．．．．．
2014年，胡继之卸任。接替他的是深交所出身的陈鸿桥。在他上任后，推动国信证券在2014年底成功登陆A股，完成了几代国信人的上市梦。
然而，命运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。2015年，股灾之后，市场动荡。同年10月，陈鸿桥被发现在家中自缢身亡。在他的追悼会上，他的北大校友、万科的郁亮说：
“鸿桥近年潜心学术，又肩负管理重任，压力之下生活不规律，乃至出现严重抑郁症状……”
接替陈鸿桥的，是老国信人岳克胜。
他在国信待了20年，几乎轮岗过所有业务条线。从经纪业务到风险监管，从研究所所长到首席风险官。他更像是一位守夜人，在暴风雨后，试图让这艘巨轮恢复平静。
再后来，证监会背景的邓舸来到了国信，深圳政府也派来了张纳沙。
国信证券的领导们，越来越符合标准画像。那个曾经在报纸上高调重金挖人、在营业部推行狼性文化的国信，逐渐变得安静和沉稳起来．．．．．．
随着券商行业的不断出清与整合，当年的许多券商大鹏、汉唐、南方，都已灰飞烟灭。而国信活了下来，收起了所有的锋芒，成为了一家稳健的国有大型券商。
如今的它庞大且沉默，隐没在深圳的车水马龙中。对于经历过那个草莽年代的人来说，这或许是一种成熟，也或许是一个时代的背影。
一家公司的宿命，整个中国证券业三十年变迁的缩影。
从野蛮生长到合规经营，从草莽英雄到职业经理人，从激荡的江湖到冰冷的报表。当券商合并的大潮再次袭来，当曾经的君安、汉唐、大鹏连名字都没有留下，国信证券依然屹立，本身就是一种胜利。
但江湖已经换了人间。曾经的恩怨与酒，都已化作了不起眼的波纹。而国信证券的故事，就像曾经被胡继之挂在办公室里的那副字一样：
圣人无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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